显失公正就存在于幅度范围内的自由裁量之中。
共和民主在国家民主的模式竞争中确定性地输给了代议民主，但是在基层治理特别像中国的村民自治这一级，共和主义取向的民主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表现出相对于代议民主的优势。通过原则体系的建构，我们可以据此推演新参与式民主理论指向的各种制度规则体系，这涉及到该理论的应用层次。
因此，基于对仍然处于发展中地位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的阅读、判断与整合，笔者试图以新参与式民主理论体系涵盖主流的代议式民主之外的公共生活中一切可能的民主形式——这些形式各异的民主样态同时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43] 这种核心地位与民法中之诚信原则和行政法中之比例原则相当，具有证明并规范相关理论领域基本价值结构与制度框架的功能。e）南斯拉夫的例子只是特例，不具有普遍性。[32]这确实可能击中了共和主义民主的软肋，因为卢梭在论及公民投票表决时是不赞成公共协商的，每个人都在内心抱持着自己对于公意的判断和理解，公意是先验确定的，每一张票都反映了公民个体内心与公意的距离，而公意将从多数票中得到显现，如果在投票前进行公共协商，则将导致公意的淆乱、精英主导及产生派别团体。这些理论发展的不足呼唤理论上的整体性建构。
经过历史无情的漂洗以及意识形态的各种复杂的组合与分裂，人类历史上许多其他的关于公共生活的价值不是销声匿迹了，就是被大大削弱了，但民主却一直保持强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本文从民主的理论与历史切入，结合当代西方新兴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以及中国转型时期的民主性需求，建构了一种与代议民主论同阶的新参与式民主理论，提出了该理论的基本原则、核心范畴、理论优越性与适用范围。2.党政主导模式的高效性与西方权力制约机制的运行模式不同，我国独特的以党政先行、党政主导的执政者自省式地自我推动为主的变革模式乃是问责机制在我国政坛得以迅速发展的直接动因，也是主要动因。
●7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65次常委会议，专题研究事故调查处理和铁路安全工作，并对事故调查工作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并强调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要查清直接原因，还要追根溯源，依照法律法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者和有关领导的责任，并要接受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可以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强力推行下，问责领域无法可依的基础性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缓解，初步形成了包括党纪国法在内的多层级的问责制度体系，其具体规制范围几乎涵盖从问责的主体、范围、程序乃至问责的方式等确保问责机制得以正常运转的各个构成要素。首先，公开能够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要，进而确保公民得以有序地参与问责并监督，同时，公开原则又能将问责的全过程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一方面构成对问责主体行使裁量权的有效制约，另一方面，这种看得见正义的实现也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问责结果的权威性和可接受性。笔者认为，关于问责内涵的阐释，其关键点并不在于到底是要在泛化意义上去使用问责，将其等同于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的简称，还是将问责仅仅限定为特定视阈范围内的追责形式，我们需要转换一种思路，摆脱这种广义与狭义之争的巢臼，通过审视问责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责任追究机制之不同从而获得合理的解析。
调查报告内容全面，涵盖事故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应急处置情况、事故原因和性质、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六大方面内容，共计36 000余字。我们应当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严肃对待并且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7月24日，铁道部对发生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为问责机制在中国的法治化积极主动地创造内在条件和外部运行条件，构建明晰化的权责划分机制，实现信息公开与政务透明，重塑官员问责文化并增强官员的伦理道德意识以及培育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这构成推进问责机制法治化的必要保障。如果说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成为触发问责正式发展我国为官政治逻辑的导火索事件，2011年发生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则构成我国问责发展进程中的另一标志性事件，因为无论是问责的广度还是深度乃至整个问责的过程，其所具有的标本式意义无疑值得我们以此为契机，重新总结并审视我国问责机制的最新进展，从而获得最契合现实所需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未来发展方向。●7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临浙江省温州市，查看事故现场，悼念遇难者，亲切慰问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并举行中外记者会，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能够将公开贯穿于问责的始终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2]本次事故因违章违规、超速行驶而导致列车脱轨、相撞造成72人死亡、416人受伤，中断行车21小时22分，直接经济损失4 192万元，时任济南铁路局常务副局长、局党委常委郭吉光等6名事故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现实语境中的问责制，其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侧重于对领导责任的追究。行政降级处分并取消预备党员资格1人。
显然，这种以问责为突破口、依靠执政者主导和民意诉求合力推动下强制完成的治道变革，对于仍旧处于官本位思想影响的我国来说，其对推进民主化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开除留用察看一年处分2人。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再次代表铁道部向7.23事故中遇难人员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人员家属、受伤人员及其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当然，也许由于我国独特的铁路管理体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这种较为封闭的铁路系统为问责得以全面、彻底地发挥其整肃吏治功能，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这种厉行处理本身也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当对民负责、受民监督的基本理念已经被执政者确定为问责制发展的精髓所在，特别是当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已经能够借助网络形成势不可挡的民意成为执政者自我监督的重要补充，本次温州事故处理本身所具有的示范意义，已经足以使其具有相当的标本价值，一方面，这一典型个案足以折射出八年来我国问责制所取得的进展和进步，另一方面，更预示了我国问责制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问责制的全面、彻底规制，提高问责制本身的明确性和可预测性，从根本上提升问责制的权威和公信力，这构成我国问责制深入推行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
行政撤职并撤销党内职务9人。但也应看到，从理论上说，这种依靠自上而下的自我问责模式，至少在形式上会有官官相护之嫌，问责结果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也因此极易受质疑。【关键词】温州动车事故。自问责因2003年非典而被正名以来，尽管至今为止，有关问责内涵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问责机制在大陆政坛整肃吏治、以儆效尤的治吏功能的发挥。与传统行政管理框架下的上问下责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同，问责所独具的以人民需要和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根本宗旨使其成为现代民主框架下一种极为重要的权力制约机制。任何新制度的产生都有其独特的意蕴价值。
温总理答记者问的精彩要点：发展和建设都是为了人民，而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时任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柴铁民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受记大过处分。
1．问责的全过程能够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运行应该指出，旨在治官治权的问责机制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继2003年非典期间包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罢免，问责正式发展成为我国政治生活和主流话语中的强人符号，短短八年间，问责这一典型的现代民主控权机制己经在我国独特地由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强力推进模式中，从个案式的风暴问责迈向理性建制阶段。
当实践中发生对人民权益和公共利益招致重大损害的事件或者事故时，问责视角下对官员领导责任的追究，其旨在于对民意的回应，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负责的交代，这显然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党纪政纪处分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更侧重于维护整个科层制管理体制的良性运转以确保管理目标的实现，故对于掌权者领导责任的追究，既可能是因掌权者未依法履职或者未正确履职的行为违反了科层制体系预先为其设定的纪律要求和规范而应受到上级的谴责和制裁，也可能是因为这种领导不力本身已经构成对人民权益和公共利益的重大侵害，人民也当然有权对其实施谴责和制裁，虽然这两种性质迥异的谴责和制裁的客体在特定情况下可能重合，但作为两种内在机理截然不同的责任追究机制，两者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并不存在所谓竞合或者吸收的问题。●7月24日22点45分，铁道部在温州召开新闻发布会，铁道部新闻发言人为事故道歉。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未来发展方向1．问责涵义之再审视行政问责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时任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被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但立法上的努力如果仅是让问责的基本构成要素披上一层法律的外衣的话，其意义自然聊胜于无。[4]2．实现问责法治：中国特色问责之独特发展模式与根本出路毫无疑问，问责这一典型的民主控权机制，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
行政撤职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应该说，我国政府首次将事故调查报告通过网络全文公布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报告内容全面而细致，具体涵盖对整个动车事故基本情况的评估、事故发生全过程的还原、事故应急处理情况的总结、事故原因和性质的分析以及对相关责任人处理方式及其问责理由的阐释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确实为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广泛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提供了充分的可能。
从铁道部第一时间内对其所属的上海铁路局三名行政官员的免职处理，直至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对54名相关责任人员的党纪政纪处分，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本次温州事故中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其所涉官员级别之高、数量之大，既包括党的干部，又涵盖政府高官，无疑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问责规模以及问责幅度最大的一次。应该说，这个处理本身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因为问责（狭义）与党纪政纪处分本来就系属于不同的责任追究方式，但是在以前诸多个问责个案中，被问责官员借问责洗责、借问责逃避其他责任追究方式的现象则非常普遍，因此问责曾被媒体形容为政治官员玩弄权术、逃避责任的手段。
其中相关责任人员处理情况统计如下：因病逝世而免于追究责任1人。曹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笔者认为，与以往问责事件的处理相比，我国政府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问责处理，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显然，这种来自权力所有者—人民而形成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和机制，对于从根本上弥补依靠执政者为主导的自我变革模式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的动力匮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行政降级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1人。铁道部被责令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也就是说，问责所独具的这种民主性特质，要求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都要对民负责，受民监督，否则将要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制裁。因此，处理的过程应当及时、准确向群众发布信息。
●7月25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问责所独具的这种治官治权的基本功能所承载的能够为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保驾护航的能力和威力，使得我国执政者自我完善和净化的目标得以与民众对执政者治理能力与时俱进的期待与渴望达至完美的契合。
开除留用察看一年处分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人，其中铁道部共15人受处理、通号系统共12人受处理，上海铁路局共27人受处理。笔者认为，这种希冀依靠行政系统外的专家优势以缓解事故调查本身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不足的尝试，对于切实提高问责结果的公信力和公正性还是大有裨益的，这对于以后问责事故的调查处理，应该具有示范意义。
